郁銘芳,我國著名的化學纖維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1927年10月生，祖籍浙江鄞縣，1948年畢業于東吳大學化工系。1948年至1957年先后在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上海第十七棉紡織廠、紡織部紡織科學研究院上海分院等單位工作；1958年至1964年，在上海合成纖維實驗工廠工作，歷任生產技術科科長、副總工程師。1964年上海合成纖維實驗工廠改組為上海合成纖維研究所，歷任副所長兼副總工程師、所長兼總工程師、總工程師。2001年至今任東華大學材料學院教授、博導。1995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2002年獲光華工程科技獎。
　　從參與研制并紡出我國第一根合成纖維錦綸6絲，到第一根國產軍用降落傘用錦綸長絲，從組織領導聚酰亞胺纖維、碳纖維、芳綸等高性能纖維研制，到主持“丙綸噴絲直接成布”項目等，郁銘芳用一個個的研究成果為解決國人穿衣問題和國防戰略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而他卻如此評價自己：“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在過去的50多年里，只是做了自己應該做的工作。”
　　推動中國從“化纖大國”到“化纖強國”的跨越，一直是郁銘芳孜孜以求的夢想。懷著培養化纖人才的愿望，2001年他應邀加盟東華大學，擔任材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領略化學的奇妙

　　1927年10月3日，郁銘芳出生在上海一個小商人家庭。因歷經生意場的風雨坎坷，郁銘芳的祖父深切體會到“秀才不怕衣衫破，只怕肚里沒有貨”，所以對作為長子長孫的郁銘芳更是寄予厚望。他的三個叔叔和小姑姑都是大學畢業生。重育善教的家庭環境對郁銘芳的成長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少年時代，牛郎織女、嫦娥奔月、大鬧天宮等神話傳說，母親講得繪聲繪色，郁銘芳聽得心馳神往。從那時起，他迷上了天文，一有機會就找星星、畫星星。中學時因一次實驗課讓郁銘芳對化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老師用三根試管，分別加入不同的液體，兩根試管的液體倒在一起后，無色液體就變成了紅色，隨后倒入其它液體，紅色又變回了無色。”“像變戲法一樣”的實驗課讓郁銘芳不經意間領略到了化學的奇妙，也牽引著他走向化纖研究之路。
　　1944年，郁銘芳以東吳附中總分第三名的優秀成績直接入讀東吳大學。在選擇專業時，他填報了化學專業。“天文學科大學里很少開設，而且社會上應用不廣。可化學不一樣，這個專業大部分高校開設，畢業后就業機會也多。”
　　因時局動蕩，東吳大學從蘇州遷徙上海辦學。學校沒有固定校舍，郁銘芳大學四年先后輾轉四處學習。大學生活雖然顛沛流離，但東吳嚴謹的校風、優秀的師資使郁銘芳接受了扎實的專業訓練，至今他時刻感念顧翼東院士昔日的教誨。“顧老師傳授的五個‘W’（即How、Why、Whether、What、Whither）治學理念讓我終生受益。”聞聽自己當選院士后，他特地拜望了已從復旦大學退休的恩師。

　　研制第一根“中國絲”

　　大學畢業后，郁銘芳謝絕了老師介紹其去臺灣石油化工廠工作的機會，投考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并被錄用為總化驗室的練習助理技術員。時隔不久調至上海第十七棉紡廠化驗室，負責紡織漿料的原料分析工作。
　　平心而論，實驗室的常規分析工作，對于熱衷于探索化學變化奧秘的東吳大學高材生來說，的確缺乏挑戰。1956年，始終魂牽夢縈著從事化學研究工作的郁銘芳迎來了人生中的一個轉折點。那年，周恩來總理在全國知識分子工作會議上作了重要報告，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隨后，上海各系統都發出了動員用非所學技術人員歸隊的號召。
　　當時我國正面臨穿衣難的困境，國家準備大力發展化學纖維，郁銘芳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信息。考慮到自己擁有紡織系統多年的工作經驗和化學的專業知識，應該更大程度地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是年4月他毅然向組織遞交了一份“技術歸隊”的申請報告，表達了想要從事化學纖維研究工作的愿望。
　　1957年11月，上海紡織工業局順應國家大力發展化纖工業的戰略決策，從企業抽調11名技術人才組建化纖籌建處，郁銘芳位列其中。這樣，他如愿以償地步入了化纖研究領域。
　　1958年3月，上海紡織工業局成立上海合成纖維實驗工廠，以研究衣用纖維為主要任務，下設卡普隆（后稱錦綸）、尼龍66、滌綸、腈綸、醋酯纖維五個研究組。郁銘芳進入卡普隆小組，與小組其他成員共同努力探索國產錦綸纖維研制。
　　起初，郁銘芳等人對錦綸知之甚少，他們邊干邊學，不舍晝夜查閱國外相關資料。郁銘芳還在援建北京合成纖維廠期間赴有關部門查尋搜集國外研究設備的圖紙。卡普隆小組依靠土法上馬，因陋就簡。原料聚合缺少耐高溫耐腐蝕的不銹鋼制成的高壓釜，就請老鳳祥銀樓用白銀打成薄片，做成內膽；纖維后加工需要拉伸加捻機，就用紡織廠淘汰下來的細紗機加裝拉伸制成；研制過程中需要用零件，廠內沒有機床就把圖紙帶回老廠，“回娘家”加工。
　　經過不懈探索，1958年6月，卡普隆小組利用土設備終于紡出中國第一根合成纖維——錦綸。1959年，利用錦綸絲制作的漁網參展國慶十周年成就展。
　　合成纖維不僅民用廣泛，軍用價值也十分巨大。在沒有研制出國產錦綸絲之前，我國軍用降落傘的材料完全靠蘇聯供應。然而到了1960年，中蘇關系惡化，蘇聯威脅停止供應軍用降落傘原料。負責制造軍用降落傘的南京513廠黨委書記，聽聞上海合成纖維實驗工廠成功研制出第一根錦綸后興奮不已，親自趕到上海請求盡快生產出適用于軍用降落傘的錦綸絲。
　　軍用降落傘絲要求很高，而郁銘芳所在團隊初期研制出的錦綸絲粗細不均、強度不夠，但為使國防軍需不受“斷料”威脅，他們不避艱難，一口應允。郁銘芳回憶說，“這個的確有難度，但我們當時有信心，相信外國人能做到的我們中國人一定能做到！”憑著這股不屈精神，他們于1960年11月攻克技術難關，成功研制出中國第一根軍用降落傘用錦綸長絲，并在此之后屢屢突破技術難關，研制出一系列應國防軍工之需的錦綸特品絲，國防裝備從此用上“中國絲”。

　　大膽向洋設備動刀

　　20世紀60年代，排隊搶購“的確良”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原因是主要原料——滌綸短纖維依賴進口。為破解這一難題，1964年國家科委向上海合成纖維研究所下達“年產300噸滌綸短纖維中試”項目，在全國率先開展滌綸生產工藝研究。在當時研究所并無總工程師的情況下，作為肩負技術總責的副廠長兼副總工程師，郁銘芳責無旁貸地承擔了該項目的組織領導工作。
　　當時，國內化纖廠普遍采用爐柵紡絲技術。這種技術存在質量不勻、進料堵塞等問題，而且設備需定期停產清潔，操作十分不便。一貫重視科技情報工作的郁銘芳將目光瞄向國外最新技術動態，他發現國際上已出現的一種螺桿擠壓紡絲技術，該技術實現了連續運轉，可以克服爐柵紡絲技術的缺點。為縮短研究周期，郁銘芳決定從西德引進一套實驗設備。設備到廠安裝后，在投料試車過程中出現了堵料、漏油等諸多問題，郁銘芳大膽決定對洋設備動刀。“引進設備花費不菲，一旦失敗后果難以想象。”迎著壓力，他組織技術人員對設備前后動了二十幾刀，進行設備改裝。后又通過持續實驗探索，成功解決了不能連續生產的癥結。后來，這套“中國版”螺桿擠壓裝備技術和工藝問世后，成為國內熔融法紡絲的主流技術，大大加速了我國滌綸的工業化生產，為解決國人的穿衣問題立下大功。

　　“牛棚”解放出來攻克碳纖維

　　碳纖維是一種強度比鋼高、密度比鋁小的高性能纖維材料，主要用于國防軍工、航空航天領域，發達國家對此實行技術封鎖。為加強國防力量，1969年國家科委、國防科委等部委聯合給上海合纖所下達碳纖維研究任務。正在“牛棚”接受“思想改造”的郁銘芳得以解放出來參與領導碳纖維研究工作。
　　為使研究緊跟國際前沿，郁銘芳通過深入了解分析國內外碳纖維研究情況，決定從研制聚丙烯腈長絲突破。他在國內首次采用了二甲基亞砜法制取原絲，攻克了碳纖維預氧化關鍵技術，為我國碳纖維復合材料研究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上海合纖所是我國高性能纖維研究的主力軍。除碳纖維之外，郁銘芳還組織技術人員在芳綸1414、聚酰亞胺纖維研究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其間克服了許多難以預料的困難。比如在芳綸研制過程中，有一種實驗原料毒性較大，對人體危害嚴重。為盡量減少傷害，后來課題組在實驗室里養有兩只小鳥，一旦發現小鳥耷拉著頭，表明空氣中毒氣濃度很高，就給實驗室排氣通風。就這樣研究人員不顧有毒氣體的侵蝕，堅持實驗，成功研制出芳綸1414。
　　郁銘芳自20世紀60年代起在高性能纖維研究領域孜孜探索，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國家科委、國防科工委等部門為表彰他在國防建設中做出的突出貢獻，先后授予他“國防軍工協作配套管理工作先進個人”榮譽稱號、“獻身國防科技事業”榮譽證章。

　　忽悠不得的談判高手

　　郁銘芳曾在國棉十七廠工作長達7年，對紡織業工藝流程長、生產效率低、工作環境差有切身感受。隨著我國紡織業的不斷發展，他內心突破制約紡織工業化發展瓶頸的愿望日益強烈。20世紀80年代初，郁銘芳通過國外科技期刊了解到非織造布技術，他認定這是紡織工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決定設法加快引進并研究創新該技術。
　　要引進須費巨資，由此他數次前往上海紡織局、兩次專赴紡織部，力陳非織造布技術的先進性，希望立項支持。鑒于當時國際上該項技術尚未成熟，紡織部和上海紡織局都心存顧慮。“我們完全有能力引進并消化這個技術。哪怕這個技術不成熟，我們也能想辦法解決。”郁銘芳的篤信消除了時任紡織部科技司司長華用士等人的擔憂。不久郁銘芳申請的“丙綸噴絲直接成布”被確立為國家“六五”重大科技攻關項目，1984年被上海市確定為第四批技改項目，獲得紡織部撥付220萬元、上海市貸款900余萬元。
　　在引進設備的安裝調試階段，為確保每個環節不出紕漏，年屆花甲的郁銘芳堅守現場，親力親為，一段時間他與工人和技術人員一起“三班倒”，與他們同吃同住。有一次，為查看機器連續運轉情況，郁銘芳樓上樓下來回巡查，一夜沒有合眼，匆匆吃過早餐又馬不停蹄趕赴與外商談判，整整36小時沒有休息。
　　項目于1989年順利投產，不到三年還清全部貸款。郁銘芳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創新”最終成功研發了紡粘法非織造布技術，為日后我國較深入了解各種紡粘設備機型的內部結構、生產工藝和技術管理，起到一個典范作用。之后，我國研制的國產設備逐步占領了市場，有力助推了紡粘非織造布工業的快速發展。早在2006年，我國紡粘布產量領跑全球，這與郁銘芳開拓性的貢獻密不可分，2011年因此獲得中國產業用紡織品行業協會非織造布分會授予的“終身成就獎”榮譽。
　　1990年，上海紡織局籌建年產7萬噸的“聚酯切片工程”，延請郁銘芳擔綱總工程師。本可退休頤養天年的他，欣然接受了組織上交給的重任。
　　為深入了解聚酯在國際市場上的發展趨勢，郁銘芳先后赴美、德、西、奧等國考察。由于該項目是上海紡織史上的最大投資項目，投資龐大，上海紡織局初步確定分兩期實施。但通過考察，郁銘芳認為應一次性建設，這樣不僅可縮短建設周期，還可節省引進設備費用1000萬美元。上海紡織局采納了郁銘芳的建議。
　　在項目建設過程中，郁銘芳經常與外方進行技術談判，他利用熟悉技術和英語良好的優勢，據理直爭，提出了一系列改進意見，最終簽訂了符合中方利益的引進設備技術合同。“老郁每次談判都能擊中要害，連老外都說他是一位忽悠不得的中國專家。”郁銘芳的助手謝宇江說。
　　1994年6月，年產7萬噸聚酯工程在滬投產成功，實現了當年投產、當年贏利、當年還貸、當年創匯，從根本上改變了上海紡織化纖原料依靠外來供應的局面。

　　“我只是一名科技工作者”

　　1995年，郁銘芳當選院士，但他并沒有沾沾自喜，反而在多個場合表達自己的遺憾：搞了30多年的化纖工作，參與的最后一個大項目還是要靠引進技術和設備，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經過化纖人的努力，我國實現了化纖工業從無到有、從有到大的發展，但難掩其中的尷尬，就是我國僅是化纖大國，遠非化纖強國。”
　　推動中國從“化纖大國”到“化纖強國”的跨越，一直是郁銘芳孜孜以求的夢想。懷著培養化纖人才的愿望，2001年他應邀加盟東華大學，擔任材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郁銘芳給大一新生和大四畢業生開設了“材料導論”“材料方法學”等課程。
　　郁銘芳經常教育學生要樹立良好學風。他的開門弟子鐘繼鳴畢業論文共列了參考文獻200多篇，其中引用了60篇。郁銘芳竟然花了整整兩天時間把參考文獻全部校閱一遍。“當時我很吃驚，以為他僅抽查看看，沒想到一篇不落！”鐘繼鳴坦言自己當時非常驚詫。
　　為激勵學生崇德向善，郁銘芳為錢寶鈞教育基金增資24萬元，獎勵品德優良的學生。他認為，現在獎學金主要獎勵成績突出的學生，而成績一般但道德高尚的沒有機會得到褒獎，這對學生的成長不利。學院多次建議他將捐資的24萬元設置為“院士獎學金”或“郁銘芳獎學金”，但均遭婉拒。他說：“錢寶鈞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化纖專家，為表達我對錢先生的敬重，也為了傳承錢先生對化纖科技的追求，對教育事業的熱愛，對青年學子的關心，我非常樂意將24萬元注入到錢寶鈞教育基金里。”
　　郁銘芳除了盡心盡力培育學生外，還經常主持論壇、參加學術會議，為中國化纖發展貢獻智慧。
　　“中國制造”是我國化纖行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建設中無法繞開的話題，現已成為專家們討論的熱點。早在2004年“中國制造與自主品牌”研討會上，郁銘芳等院士指出“中國制造”僅是權宜之計，疾呼加強自主創新，實現由“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變。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專家們的觀點給許多沾沾自喜于“中國制造”的國人敲響了一次警鐘。
　　郁銘芳謙遜淡定，在其候選院士推薦表上，有這樣一段評語：“為人謙虛，待人誠懇。對科學，保持高度。為人處世，保持低調。”2002年，郁銘芳獲“光華工程科技獎”，他說：“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在過去的50多年里，只是做了自己應該做的工作。”

①1990年，郁銘芳（右三）參加上海合成纖維研究所“丙綸噴絲直接成布”項目鑒定會。

②1992年9月，郁銘芳（左二）在奧地利考察德國吉瑪公司七萬噸聚酯項目。

③1948年，郁銘芳（中）與大學同學于文潮（左）、郎慶海（右）在上海圣約翰大學圖書館學習。

（來源：中國科學報2014年5月9日第10版 作者：何雅 彭這華 張燕 戴葉萍）


【延伸閱讀】
                          我們的父親郁銘芳
                          ■郁雷 郁田 郁勤

    在我們的記憶中，父親是個樂觀、認真、善解人意、孝敬老人、勇于面對生活的人。在漫長的生活中，我們記載了一些點點滴滴，以留存作日后的記憶。
    在童年的記憶里，父親總是很忙，常常很晚回家。經常在周末，我們三兄弟圍在外婆身邊，一邊聽著故事，一邊等著父母的歸來，我們很羨慕有父母在身邊的孩子們。假日里，父親總是“霸占”著家中唯一的寫字臺，書寫、翻閱著，抽屜里都是一本本記錄著實驗數據的簿子。有時我們因考試成績比較好，要到父親那里獻寶，父親總是淡淡一句“很好”，或是給三角錢以資表彰，“好，出去玩吧”，然后又拼命作記錄了。當然，父親也有有求于我們的時候，就是他的那雙黃皮鞋破了的時候，他就會招呼我們拿去修，這是我童年印象中父親唯一的皮鞋。后來，“文革”了，父親有了一點空余時間，星期日常帶我們去公園玩。
    在“文革”中，父親靠邊站、挨批斗、身處逆境。一個星期天，他帶著我們兄弟仨，從北站乘火車往嘉定南翔游玩。這是我們有生以來第一次乘火車。在南翔，父親不僅帶我們游古猗園，講解古猗園的歷史以及南翔典故，還特意帶我們到南翔新華書店，給我們買了一套《十萬個為什么》叢書。當時，在市區書店里，已經很難看見這套書了。可見，父親在那年代，還是相信知識就是力量，總是有用的。
    對我們影響最深的就是父親對家人、對同事的真誠態度。有一次外祖母生病，瘦弱的父親很艱難地把她從三樓背上背下，沒有怨言。他要求我們在工作第一個月時，一定要拿點錢給自己的祖母。父親訂下的唯一家規，就是不許我們抽煙喝酒。上世紀90年代正值國內出國熱，由于同學的鼎力相助，郁雷前往日本留學的簽證很順利地簽了下來。出國前父親認真地和我們開了個會，要求我們出國留學必須牢記三點：（1）出國后要保持作為一個中國人的人格；（2）努力學習；（3）要有鑒別能力，分出好和壞，生活上不能犯錯誤。他對我們進行了嚴格要求。以后在留學生涯中，我始終遵守這三點。
    父親工作的上海合纖所，“文革”中造反派較出名，父親也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遭到批斗。“文革”后，父親擔任了合纖所所長。記得有一次有對母女敲了我們家門，說是為她姐姐來道歉的。原來她姐姐在“文革”中批斗父親以及一些干部，現在在街道里弄遇到了一些事情，需要單位出面，那位街道里弄辦事的干部以前也遭到過她的批斗，故辦事較為消極。父親知道后，就以寬容的態度對辦事人說，她是本單位的職工，我們能辦的都應按政策盡量辦好。
    父親對很多事情很執著，做事情規規矩矩。以前上海紡織局要鑒定，他專門做鑒定委員會主任。有時人家感覺不大行，就會找到郁雷，不要太認真，手抬抬就過去了。父親說那就不要請我了，簽字要負責任的。
    在家中，父親很少做家務，母親將家務一手抓，使父親能集中精力，用于工作和思考。后來，母親年歲大了，身體不太好，父親主動擔負起燒飯的任務。他用電飯煲燒飯，以一名科學家的嚴謹，嚴格按照要求放米、加水，并從中摸索出一套方法，燒出的飯又好看又好吃。
    父親對新科技、新事物有一種敏感，興趣愛好也比較廣泛。青年時喜歡攝影，甚至在“文革”中，也常常教我們拍照，自己沖洗印照片，并自學圍棋，常常迷戀其中，到吃飯時間，常常要母親多次提醒。父親有時也拉拉二胡，并常跟我們說，要樂觀生活。到年紀大時，他還學習電腦、攝像，上網沖浪、購物、玩游戲，戲稱“練練腦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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