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精致的利己主義”——我們時代需要怎樣的價值之一
   
    張  鐵

    近期，“最美”一詞，再成對平民英雄的禮贊。從最美女教師張麗莉到最美司機吳斌，“最美”中閃耀人性的光輝，也觸發人生價值的思索。無論是面對失控的汽車還是忍受劇烈的疼痛，千鈞一發之際做出“最美”選擇，都已超越了一己得失的考量，遵從著崇高道德律令的召喚。

　　然而，更多時候，我們卻容易被“利己”俘獲，在利益的加減法中迷失了人生的價值。這樣的利己，不僅是漠視受傷孩子、倒地老人的復雜利己考量，也不僅是催生地溝油、毒膠囊的強烈利己動機，更有一種貌似無害的“精致的利己主義”。

　　精致的利己主義，或是工于心計、圓滑世故，一舉一動都籠罩著利益的影子；或是把利益當做唯一驅動，原則、信念都可以為了利益讓路；或是吃透規則甚至潛規則，善于鉆空子、找漏洞達到自身目的。所謂精致，不過是為絕對的利己主義，穿上了一件合情合理的外衣。

　　應該說，利己是一種基本的人性傾向。主張個人利益、維護個人權利，無可厚非。日益激烈的競爭，急功近利的風氣，確實容易在一定程度上讓人生演變為個體福利的速度狂飆。但我們也要時時自問：這些以“自我”為圓心精心設計的生命旅程，果真增進我們的幸福了嗎？如果陷入了利己的泥淖，把整個生活都設計為實現個人利益的棋局，再“精致”也只是算了人生的小賬。

　　說到底，不是一切都能用物質利益來衡量。白芳禮幫助貧困孩子實現夢想時的愛意與憐惜，如何計算？楊善洲凝視曾經的荒山瓜果飄香時的滿足與充實，如何計算？郭明義在數十年如一日的奉獻中收獲“吃得香，睡得著”的快樂，如何計算？

　　生命有限，但生命的寬度、廣度與深度，卻可以突破一己的限制。如果把生命的意義局限于一己之私，難免會哀嘆生命的限制，裹足于小小的得失。精致的利己設計得再巧妙，也無法突破個人的狹小格局。幫助他人的快樂、承擔責任的充實、堅守理想的篤定，才可能讓我們擁有更豐富更完美的人生。

　　有外國媒體票選最快樂的人，欣賞自己作品的藝術家、筑沙堡的小孩、為嬰兒洗澡的母親、挽救了患者的醫生獲選。跳脫利益的枷鎖，放開功利的束縛，這樣的快樂，可稱純粹。汲汲于名利、計較于得失，隨權勢俯仰，視風向轉移，即便自視高明，也終究只是“俗士不可醫”。

　　從社會的層面看，“精致”的馬甲，軟化了對利己思想的認識，鈍化了對利己行為的敏感，弱化了對利己主義的警惕。更糟糕的是，倘若在“精致”的設計下，絕對的利己變得不那么扎眼，逐漸在社會成員中獲得“理解”、得到認同甚至可以跟隨，整個社會的價值難免被消解，一個時代的風尚難免被侵蝕。

　　要求所有人都無私奉獻是不現實的，每個人的權利實現、全面發展，才是整個社會發展的基石。跳脫精致的利己主義，并不是要讓每個人都變成“無我的圣人”。只是說，我們可以少一些自我中心的計算、少一些斤斤計較的敏感、少一些小肚雞腸的狹隘，在問“值不值”的同時，也問一問“該不該”；在考量“性價比”“回報率”的同時，也考量心靈之得、精神之獲，這樣或許才能擁有更飽滿的意義、更珍貴的價值和更豐盈的人生。

　　在一個“最美”和“最牛”泥沙俱下的轉型社會，在一個“最好”與“最壞”交織呈現的復雜時代，我們面對更為深刻的價值選擇，因此更需要我們時時拷問內心：人生究竟是為了什么而出發？

    擯棄“狹隘的極端主義”——我們時代需要怎樣的價值之二
   
    江柳依
　　
    生活中，圍繞一個具體事件，常常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極端化意見。不僅一方根本不理會另一方的意見，即使中允的看法，往往也會“兩頭不討好”。這種非此即彼、非友即敵、非紅即黑的思維方式，則是“極端主義”。

　　“極端主義”大多固守一隅而放棄全面、客觀、公正的視角，習慣性地從一個角度、一個方面、一個層次看問題，又下意識地遮蔽了其他角度、方面和層次，狹隘是其主要特征。在“極端主義”者眼里，一說到“文憑腐敗”，似乎所有官員的在職文憑都是以權謀私的結果；一論證某人抄襲，所有尋常的細節、片語都被牽強附會成有力論據；說點本土實情為本土利益辯護的，則被指為狹隘的民族主義；當某個具體事情被上升到“愛國”層面討論時，一方往往指責對方是崇洋媚外的“賣國賊”，另一方則斥之為誤國誤民的“愛國賊”。

　　在立場上，旗幟鮮明本沒有錯，是非分明更值得嘉許。我們反對騎墻和圓滑世故，批評在價值觀上模棱兩可的中庸主義，倡導堅持真理。但這并不代表一事當前，就能以自我價值判斷為準，順乎吾心便全盤肯定，不合己意便徹底否決。極端主義的危害正在于，他們常常自以為把握唯一道義標準，覺得自己的話語訴求是唯一正確的，因此無視其他見解和認識。這樣的極端思維之下，不僅思想觀念難以交流，基本共識難以締結，社會和諧也無從談起。

　　因為有消極腐敗現象，就把國家說得一無是處；因為有為富不仁，就對所有富人怨、恨、怒；批評社會存在一些矛盾，就被斥為“抹黑中國”；強調一下階段性國情，又被譏為“高級五毛”；看到國企亟待改進，就干脆主張全面私有化；指出國企問題不少，就是對公有制的“攻擊”；小悅悅事件發生了，就斷言世風日下已至道德末日；“最美”出現了，又認定道德滑坡根本不存在。這樣的極端思維，在我們身邊并不鮮見。不管是哪個極端，都不利于我們正確認識當今社會存在的問題，真實判斷我們所處的方位，客觀評價國家社會的進步，更無益于形成社會合力、促成問題解決。

　　我們生活在一個價值多元的世界。在這樣一個時代，開放包容的觀念，健康理性的思維，不僅是個體修養的重要標志，也是整個社會文明程度的標桿。作為一種偏激的價值觀，“極端主義”的判斷扭曲了事物的本來面貌，有悖于行為的內在規律。作為一種片面的方法論，“極端主義”審視和思考問題的方法，違背了事物存在的現實邏輯。作為一種情緒化的社會心態，“極端主義”的言行不僅是對他人權利的漠視和侵犯，更容易激化社會矛盾，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正走向現代化的大國，十分不利。

　　越是改革攻堅期、矛盾凸顯期，社會就越需要理性的思維、健康的討論。每個社會成員若都能以清醒的頭腦、客觀的視角、辯證的思維，平和的心態，看待問題就會更加公允持正，與人相處就會更為和煦寬懷，我們的社會必會少些矛盾、多些和諧。

    告別“庸俗的消費主義”——我們時代需要怎樣的價值之三
   
    唐 宋

    “車奴”、“卡奴”……“奴”字頭新詞，幾成文化現象；“裸婚”、“裸活”……“裸”字頭新詞，展現另一個向度。從“奴”到“裸”，兩級之間的過山車，啟示我們思考：如何走出“心為物役”，告別“消費異化”？

　　消費是在現代社會滿足人們生存所需的必要手段，也是經濟社會繁榮發展的催化劑。然而，如果把一切都消費化，搞消費崇拜，唯消費是從，甚至用物質填滿心靈，就必然生出一種“庸俗的消費主義”。

　　流風所布，消費就背離了“滿足生存和發展所需”的本真價值，而是為了滿足不斷被制造出來、被刺激起來的欲望。琳瑯滿目的商品就像阿里巴巴的山洞，成為觸發購買欲的引擎，個別人甚至要賣腎購新“蘋果”。其實，擁有再多，也永遠渴望貨架上的下一個。超前、攀比、奢侈、炫耀的消費，讓生活被消費裹挾，不僅無法在物質得失面前從容淡定，甚至會走上一條“通往奴役之路”。

　　對于個人而言，如何消費是一種自主選擇，但如果庸俗的消費主義成為生活方式、群體選擇甚至社會風尚，那就值得警惕。

　　庸俗的消費主義，實質上是一種拜物主義。手袋并非用來裝東西，而是用來裝腔調；手表也不僅用來顯示時間，更是用來顯示身份。在一些人眼里，對物質的消費和占有，成為能力的唯一標志、成功的最高象征、社會地位的集中體現、精神生活的不二依托。庸俗消費主義的狂歡，讓人們沉浸在享樂主義的盛宴。從物質到精神，無物不可消費，無處不可出售，買賣關系成為存在方式，等價交換成為社會哲學。

　　社會如若被這樣庸俗的消費主義所席卷，在“消費優先”、“物質至上”的步步緊逼之下，理想、信仰、道德難免步步退卻。于是，有人寧愿在寶馬車里哭，把情感當了籌碼；有人上網炫耀“干爹牌”豪車，以尊嚴下了賭注；有人把職位官階明碼標價出售，用信念做了交易……蠅營狗茍成為“成功的正道”，不勞而獲成為“幸福的捷徑”，消費主義的流行病，極易導致榮辱觀念顛倒、是非觀念迷失，社會風尚也因此遭到侵蝕。

　　告別庸俗的消費主義，我們或許可以走進更豐盈的人生。大學生司占杰放棄優渥生活條件幫助麻風病患者融入社會，沖出等價交換的牢籠，收獲的是充實、快樂與感動這些無法用數字計算的財富。告別庸俗的消費主義，社會或許可以走進更深沉的文明。“理性經濟人”不再是對人性唯一的預設，物質財富也不再是對成功唯一的判定，多元的標準、多樣的觀念、多維的思考，消費行為才能遠離“異化”的危機。

　　告別庸俗的消費主義，不是為了緬懷“理想主義的貧窮”，限制人們享受物質的快樂，重新回到“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窘迫時代。而是要警示我們，生活水平提高，但不能淪入物欲的陷阱；經濟社會發展，更不能陷進物質的泥淖。這是一個轉型社會的心態涵養，也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價值回歸。

    走出“詭辯的相對主義”——我們時代需要怎樣的價值之四

    范正偉

    面對朋友的缺點，虛與委蛇還是直言不諱？碰到不良的行為，退避三舍還是勇于制止？就不同人而言，答案可能人言言殊。因為，人們對事物的判斷和選擇是不同的。 

　　通往真理的道路從來不止一條，立足于各個層面、不同角度，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有利于我們全面認識事物。但真理與謬誤，是與非，對與錯，美與丑，是有客觀標準的。正如哲學上的相對主義走向極致就會導致荒謬一樣，現實生活中，如果以任何事物都有其相對性為借口，混淆是非界限甚至以非為是，是非顛倒，那就是一種詭辯。從認識論的角度看，這是極端的片面性；從人生觀和價值觀的角度看，這種不講立場、沒有原則的態度，是一種庸俗的實用主義。

　　對與錯，或因具體條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認識，這可以理解，但不能成為是非不分的理由。真理確有其相對性，任何人都不能說自己掌握了絕對真理，但這不能成為放棄追求真理的借口。事實上，當一切都被“相對”時，“相對”也就成了另一種“絕對”。如果把“相對主義”當做詭辯的盾牌，其實質就是騎墻的哲學。

　　走出“詭辯的相對主義”，是因為實用主義的態度，會損害公共交往規則。一個人可以有自己的是非標準，但必須尊重社會公序良俗；一個公司可以有自己的經營理念，但不能無視國家法律禁令；一個地方可以強調自身特色，但不能無視普遍規則。共同規則是每一個“社會人”賴以生存的基礎，離開這個基礎去談“相對”，從本質上講是用自己的絕對自由去損害他人的自由。

　　走出“詭辯的相對主義”，是因為不講是非的“老好人”態度，會消解社會價值底線。寬容不等于是非不分，自由也不是毫無邊界。我們鼓勵主持人表現個性，但并不代表可以放棄職業道德；我們倡導網民發表意見，但絕不贊成辱罵與恐嚇。進而言之，你可以解構神圣，卻不能羞辱歷史；你可以不行義，卻不能行不義；你可以不舍己為人，卻不能損人利己。社會價值是一種共識，以“詭辯的相對主義”消解這種共識，有百害而無一利。

　　真相是一切邏輯的起點。走出“詭辯的相對主義”，是因為這會阻礙對真相的求索。對于不同觀點的相對，可能意味著包容；但對基本事實判斷的相對，就意味著耍賴。二氧化碳是否元兇暫且不論，但全球變暖是一個事實；犯罪行為可能有各種原因，但其嚴重后果無法否認。如果以相對之名回避真相、罔顧事實，只在乎批評的姿態、滿足于價值的站隊，甚至裁剪真相、無中生有，不管如何“雄辯”，都是站不住腳的。

　　社會轉型往往伴隨著不同價值觀念的交織。但這些價值觀念并不是超市貨架上的商品，總是難分優劣、可以各取所需。我們反對“詭辯的相對主義”，遵守公共規則、捍衛底線倫理、尊重事實真相，才能保持社會的自由、多元、開放，避免道德失范和價值扭曲，從而凝聚更多共識，促成更大進步。

    遠離“不加分析的懷疑主義”——我們時代需要怎樣的價值之五
   
    詹  勇
 
　　在探索真理、求解真相的進程中，懷疑有著積極的意義。“懷疑”之所以能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進步動力，就在于植根于實踐土壤，以追求真理為旨歸，以獨立思考為支點，通過架設科學理性的橋梁，從而達到接近真理、還原真相的目的。但是，經驗也告訴我們，不加分析地“懷疑一切”和不加思考地“一切不疑”，都不是正確的思想方法。

　　現實生活中，我們常常遭遇這樣的“懷疑”。“最美婆婆”陳賢妹打破路人冷漠出手相救女童，被人猜度為“想出名”；“最美司機”吳斌忍著劇痛完成了“最后的制動”，有人卻質疑他違章在先才這么做；看到熱心人幫扶摔倒的老人，一些圍觀者反而疑心“人就是他撞的”……這樣的事情讓人很痛心。

　　從為追求真理、尋找真相而懷疑，到為了懷疑而懷疑；從警惕人性的缺點而懷疑，到動輒以惡意揣度人；不是依據事實去求證，而是毫無緣由地臆測；不是理性求解，而是放任情緒宣泄，這種不加分析的“懷疑主義”，與求真、務實、向善的目的漸行漸遠，看似有主見、有想法，其實是朝著另一個極端方向狂奔的“盲從”。

　　不加分析的懷疑主義，于個人而言，可能會導致徘徊在疑心、疑慮、疑懼的疑云中，總是看不到希望的明天，總是活在灰色的天空下，如此又何以能看清楚、想明白這個紛繁復雜的世界，如此又何以鼓起“太陽照常升起”的信心？于社會而言，可能會陷入虛無的泥沼。當“懷疑”成了否定一切、解構一切的“粉碎機”，事事都不可知，什么都不可信，發展進步的社會共識何以達成？人與人之間基本信任何以建立？健康向上的價值觀何以形成？

　　當然，我們也需正視，有的懷疑確有其現實根由。因為王亞麗等篡改履歷騙官的害群之馬不時出現，可能會讓許多人對出身貧寒的焦三牛們的簡歷也疑竇叢生。因為三聚氰胺奶粉讓消費者“過度受傷”，可能會讓群眾對乳制品的安全疑心重重。從這個意義上說，樹立誠信觀念，加強誠信的制度建設，大力整治各種欺騙、欺詐行為，對于人們擺脫懷疑陰影、建立起互信的關系至關重要，必須高度重視。只有在政府公信、商業誠信、社會信任等方面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才能從根本上讓人們釋疑、釋懷，紓解社會情緒，建立社會互信，使我們的社會更加和諧和友好。

　　培根說過：“偉大的哲學始于懷疑，終于信仰。” 在快速發展、問題凸顯的當代中國，我們需要以更加富有建設性的姿態認識和處理各種復雜的問題。我們不贊成不加分析地懷疑一切，但我們要堅持探索不息、求索不止的科學精神，去偽存真，去非存是；更好地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激發人們的思想活力，祛除種種社會弊端，以創造性的姿態推動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