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天“全國第一次科學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同志作了激動人心的講話，“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成為公眾的熱烈話題，接著許多高校都發出了招聘人才的信息。當時我正在內蒙古烏蘭察布草原的一所師專任教，剛剛落實政策，評為講師。我想起了遠在南方農村的高堂老母，“文革”時期她因為惦記親人哭壞了一只眼，而我在上大學后的20多年里只回過兩次廣東老家，和母親在一起的時間還不到一個月。是該回老家盡一點孝心了！于是我向南方幾所高校提出申請，并附上打倒“四人幫”后，我在京瀘報刊上發表的一些文章，很快就獲得了幾所高校表示歡迎的回音。但我所在的單位和上級領導就是一股勁地挽留，調動毫無進展……

就在我心急如焚又無可奈何之時，南寧師范學院（今廣西師范學院）袁似瑤院長通過中文系黨總支，接連給我發來了幾封信。老院長愛才心切，信中說看中了我在《光明日報》近期發表的長文，并且聽了我幾位校友的介紹，印象非常深刻，很希望我能早日南下，為南疆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貢獻。信中還提到：已經為我預留了一套“大三間”的住房;可以為我母親解決“農轉非”的問題;戶口遷入南寧市;可以人先來，“調檔”之事日后再解決（據我所知，我的檔案是一年多后才轉過來的），工資照發。信中所流露的，處處是真心真意真情。的確，如果不是老院長在關鍵時刻的“非常之舉”，我的人生道路可能又是另一種選擇了。

在一些學界朋友和學生家長的幹旋之下，1981年2月我在草原過完春節之后，“攜婦捋雛”來到了南寧師范學院。來到南寧的第二天，袁似瑤院長、關烈夫副院長以及人事處、中文系的領導就來到我家里，噓寒問暖，了解情況，解決困難。老院長在一個月里三次來到我的住處“聊天”。他對我說，學院領導準備讓你去中文系教課的同時，兼任學報副主編，通過這個“窗口”把科研活躍起來；考慮到你“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負擔比較重，決定安排你愛人到后勤工作，以解決你的“后顧之憂”……

這一年，正是魯迅誕辰100周年，袁院長要我做好準備，在紀念大會上給全院師生做一次報告，并且參加紀念專刊的編務工作。不久又安排我去中文系搞一次公開課，組織文科教師來聽課。他鼓勵我去廬山、海南、上海等地參加一些全國性的學術會議，回來后認真聽取對會議精神的匯報。我參加了一項有關“中國詩歌會”的課題，他又親自向我們提供調研的對象和線索。不久，學院蓋起了一棟教師住宅樓，我有幸成為新居的住戶。

說實話，我和老院長非親非故，此前未謀一面（只是側面聽說他在抗戰時期投筆從戎，是個老干部和老教育家）。而我當時不過是一位不起眼的講師（當時還有好幾位情況和我類似的老師），但老院長對我們這些普通教師卻處處重持公心，做到了感情留人、事業留人和待遇上留人。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正是老院長的知遇之恩，使我抖擻精神，發奮工作。1980年代初，廣東老家的親友為我聯系去深圳高校，那里的領導也頗屬意于我，但我從事業上考慮還是留下來了。值得欣慰的是，在留桂的二三十年里，我在教學科研上得到了豐收，我的精神世界是富有而充實的。這些年，我成為師院第一批研究生導師，在海峽兩岸出版著作26部，獲得了國務院“享受政府特殊津貼”證書，被評為全國模范教師，受聘為廣西文史研究館館長，近年又評為二級教授……回首往事，我不禁深深懷念起袁似瑤老院長，懷念起這位人生道路上的良師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