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現代學校辦學要以現代化的辦學思想、明確的辦學目標、明晰的辦學思路、先進的學校文化為關鍵要素。在某些方面看來，這些要素，其實是哲學層面的，或者說是理論層面的。在實際運作中，辦學首先考慮的是生源、教師和經費，而最被看重的就是“生源”。所以，每到招生時節，無論哪個學段的學校，總是會使出渾身解數搶生源。我們都清楚，從某種層度上說，有了好生源，就可能有“好的”教學質量。

都說教育像農業，耕種、培育很重要，但沒有良好的種子和合適的天氣，即便技術再先進，管理再到位也是白搭。所謂“好種出好苗”說的就是這個道理。“生源”，從字面上說，就是學生的來源，這不僅牽扯到學生的家庭背景和他們所處的地域社區，還牽涉到他們原來就讀的學校。這種種因素直接影響著“生源”的質量。生源優，學生就好教，下一學段的學校就容易出“成果”；學校成果“卓著”，學校名氣就響亮。學校領導、教師不僅臉上有光，還會獲得更多的物質和精神利益。

生源大戰背后折射的是學校教育的惰性與急功近利。作為教育人，我們都清楚，好學校、好教師是要好學生來支撐的，想要通過老師們自己的努力在短時間內培養出一批好學生是有困難的。如果招攬到一批相對好的學生，可以讓老師們少花氣力、少費精力。如此“多快好省”，何樂不為？像北大、清華這樣的高校，不惜為招攬幾個高考“狀元”而斯文掃地，也就不奇怪了。

搶奪好學生的惡劣行為還有意無意地強化了時下教育評價的單一性。因為下一學段學校青睞高分學生，搶的都是那些考試成績出類拔萃的“狀元”和“好學生”，上一學段的教學就會想盡一切辦法提高考生的學業成績，于是花樣百出的魔鬼式訓練應運而生，各種各樣的考試工廠也越來越有市場。這樣的招生和教學誤導了學生和家長，而且顛覆了人們對教育價值的認識，遏制了人的全面發展，同時也阻礙了拔尖人才的培養。

這種單一的評價機制，同時也是對所謂“壞學生”的歧視。因為這些學生沒成為“狀元”，沒考到“好成績”，自然沒人去搶，甚至無緣升學，從此失去繼續深造的機會，以至未來的發展受阻。

面對不擇手段的生源大戰，各級教育行政部門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但這些措施不外乎就是“禁止”與“處罰”，收效甚微。

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條》中寫道：“我認為受教育的個人是社會的個人，而社會便是許多個人的有機結合；如果我們從社會方面舍個人因素，我們便只剩下一個死板的、沒有生命力的集體。”如果學校教育忽視了它的社會責任，那么，眼里就沒有社會的個人，有的只是某個學校的“死板的、沒有生命力的集體”。從學校層面看，生源其實是一種教育資源，如果學校一味盯著好成績的學生，勢必導致資源單一化，教育同質化。只有將視角放寬一些，積極吸納各種不同類型的學生，將這些不同作為教育的起點和契機，那么，我們的學校教育才可能充滿活力和希望。須知“現代化的辦學思想、明確的辦學目標、明晰的辦學思路、先進的學校文化”的辦學哲理，不是喊出來的，更不是“搶”出來的，而是靠學校全體人員扎扎實實地干出來的。

面對揮之不去的生源大戰，要改變現有的教育機制尤其是評價機制，要多頭并舉努力推進區域教育的均衡。要采取有效措施，比如靈活多樣的分流與幫扶，努力提高所有公辦學校的辦學質量，積極扶植和指導民辦中小學規范辦學，提升辦學水平，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有保障的優質教育資源，以滿足學生和家長的需求。積極鼓勵各類學校在教育價值的引領下探索改進教育教學模式，努力彰顯每一位學生的個性和特長，使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在學校教育中獲得生命的成長。

我們更需要思考的是，“生源大戰”屢禁不止，究竟是教育的悲哀還是社會的悲哀？在這個混戰的格局中，我們究竟能夠做點什么。是恪守底線和教育倫理，還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甚至推波助瀾？如果每一所學校，每一個教育人都能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從自己開始遠離征戰，或許“生源大戰”就有可能消失。